来源：上海证券报　　

为扭转我国“制造大国，品质小国”的尴尬局面，时间根本不允许我国的消费品“品质革命”可由浅入深慢慢展开，而必须直接进入攻坚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的消费品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这次消费品质革命的重头戏。在此，特别需要呼吁弘扬我国历史上那种不断开拓进取，追求卓越品质的“工匠精神”。

国务院日前的常务会议部署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更好满足国民消费升级的需求。舆论留意到，这次会议新闻稿中首次使用了“品质革命”的提法，为接下来的工作定了基调。笔者认为，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推进消费品的“品质革命”已经刻不容缓，希望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着力打好消费品“品质革命”这场攻坚战。

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特别是消费，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连续几年高于GDP增长，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医保、养老保险等各方面制度都在往前推进。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1万亿，同比增长10.7%，最终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6.4%，比2014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在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的重大转型征程上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与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升级相伴随的，是消费理念与模式的巨变。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当下我国居民的消费已经表现出了现代消费所具有的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消费结构逐步优化。从总体来说，城乡居民已实现了从过去温饱型的消费向小康型消费发展。“十一五”至今，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逐步向发展性和服务性升级，从满足生存需要向发展和享受需要过渡，农村居民消费范围逐步拓宽，从单纯以吃穿为主的消费格局向食品、居住、医疗、文化等多元化消费方向发展，新的消费热点逐步形成且不断演变，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化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城镇居民家庭非商品支出大幅提高，所占比重也显著上升。第二，模仿型排浪式特征正在消失，消费市场正向个性化、时尚化消费转型。所谓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就是消费缺乏或者没有创新，热点集中，一段时间内，以某种消费为主导，消费者趋之若鹜。如“十二五”时期的汽车爆发式消费和改善型住房等，就属于这类消费。当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无论衣食住行，消费者对展现自我、突出个性的要求逐渐增强，具体表现为越来越追求个性化消费，以标新立异和与众不同的风格包装自我，以独特的自我形象、气质、风度、魅力立足于社会，对消费品品质要求越来越挑剔。

因此，“十三五”开局之年，摆在政府和国人面前一个最为急迫且复杂的难题就是消费品的“品质革命”。今天，我国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规模已达到了比较充裕的程度。据统计，目前我国生产的消费品中，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家电、制鞋、棉纺、化纤、服装等产能占全球的50%以上，轻工、纺织出口占全球的3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品制造、消费和出口大国。不过，产业规模如此巨大，却难称制造强国，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缺陷越来越刺眼，品种结构、产品品质、品牌培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容回避。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我国正在形成规模可观的中产阶层，他们的消费需求正在向“优”升级。然而，巨大的产业规模却不能与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对接，消费品质量和安全问题遭到消费者的普遍诟病，为此，市场就出现了一方面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卖不出去，另一方面追求中高端品质的消费需求却大量流向境外的“需求外溢”窘况。据统计，近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以每年25%以上的速率在增长，其中2015年的海外旅游消费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消费者海淘的商品多为电饭煲、马桶盖、奶粉、洗护等必备的生活用品。为扭转这种“制造大国，品质小国”的尴尬局面，时间根本不允许我国的消费品“品质革命”可由浅入深慢慢展开，而必须直接进入攻坚战。

其实，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就是这次消费品质革命的重场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的消费品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么？为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适应消费加快升级，以消费环境改善释放消费潜力，以供给改善和创新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增强消费能力，改善大众消费预期，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6年行动计划》，要求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以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消费品为重点，开展改善消费品供给专项行动，组织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工程，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级需求。那么，行动计划有了，贵在落实，还要尽快见到成效。同时，加强消费品质量监督检查，不断提高我国消费品安全标准水平。

这场消费品“品质革命”的成效如何，还得看能否打通消费品生产的“最后一公里”。实践表明，我国消费品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关键就在缺乏科技创新这“最后一公里”。要促使我国消费品生产商去下苦功攻克这“最后一公里”，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更需要政府尽力引导资本实力雄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承担国家大型工程的同时，分出一部分实力投入民用消费品的研发。只要我国生产的消费品能像国际上一些新产品一样让消费者产生“质量上乘、体贴入微”的效果，那么消费者自然就会形成“首选国货”的消费观念。

在此，特别需要为弘扬我国传统的“工匠精神”而呼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工匠精神”。中国古代工匠对于大到一项工程、小至一个工具的发明，都是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做事，这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他们对技艺的追求，更有着奉献精神与济世情怀。而“工匠精神”的核心就是不断开拓进取，追求卓越品质。如今提倡弘扬“工匠精神”，就是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在产品里注入创新和活力，真正打造出高水准、高品质的产品，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从制造大国变身制造强国。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庆杰

正值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实施，为东北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思路和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坚强有力的重大举措。《意见》在部署东北全面振兴重大任务时，将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放在了首要位置。

一、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伊始，就将加快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实施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完成改制近万家，改制面达90%以上。通过改革使得一大批老国企焕发了活力。通过上一轮改革，许多国有企业重新成为相关行业的领头羊，参与到国际大市场的竞争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增强我国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做出了贡献。厂办大集体改革作出了有益探索。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东北经济的“半壁江山”，涌现出一批产值超百亿元和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活力有所增强。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和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进展顺利，近两年来国家又先后批准设立了大连金普新区、哈尔滨新区和长春新区以及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为深化改革，探索振兴新路搭建了新平台。

通过十多年振兴战略的实施，东北地区在对内对外开放的领域和深度上不断扩展。对外贸易及利用外资规模成倍增长。中俄毗邻地区合作全面推进，同江铁路大桥等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面向东北亚区域的开放合作格局初步形成。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和黑龙江省及内蒙古东部沿边开发全面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效显著，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企业“走出去”成效显著。大连机床、沈阳机床、北方重工、哈尔滨量具集团等大型企业成功收并购国外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中俄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和中国（沈阳）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已经成为东北地区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北区域内部合作进一步深化，东北四省区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连续成功举办，合作领域不断扩展。

但是，东北地区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以及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偏低等问题依然突出。例如，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革后，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大量业务处于停顿或基本没有经营业务的“僵尸企业”尚未得到妥善处置；厂办大集体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尚待破解；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的现象依然存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等方面任重道远。再如，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占比只有其经济总量占比的一半左右，对外开放程度偏低；出口商品主要是附加值相对偏低的粮食、纺织品、钢材、成品油等；沿边口岸对外贸易很多仍是过货贸易；区域内部以及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合作尚处在较低水平。

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开发开放水平偏低等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现出来。这些矛盾和问题若不下大决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下大力气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举措加以解决，就难以实现全面振兴的总体目标，也无法完成东北地区成为我国新的经济支撑带的重大任务。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策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老”除了产业老，更体现在体制老、观念老。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实现全面振兴必须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振兴各项工作的引领，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形成良性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内生发展的新路，激发区域发展的活力。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则要以政府职能转变、国企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为重要抓手，以对接“三大战略”、加强区域合作为重要驱动力，促进东北地区加快形成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一是将转变政府职能作为突破口。简政放权是一项重大改革，针对东北地区仍然比较突出的问题，要以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切入点，着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出有利于结构调整、创新创业的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在东北地区尤其要重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尽最大可能减少前置审批事项，持久地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迸发出发展的活力。

二是着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集中，国有股份比重高，国有企业负担重，包袱大等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振兴发展虽然有所改善，但依然是制约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竞争、轻装上阵的重要因素。国企改革的切入点是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还要按照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类别推进，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引领，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扎实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一批国有企业，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东北拥有一批大企业，其中也不乏民营企业，但是配套和下游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如东北石化产业具有优势，但下游的纺织、塑料、精细化工等规模小、数量少；再如东北是我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发展历史长、规模较大，但配套产业却很少分布在当地。而这些产业大都是民营经济可以大展身手的领域。东北经济未来的发展，既需要大型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更需要民营企业大发展。政府营造和维护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要制定规则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促进民营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要创新对中小企业、对民营经济的管理方式，变管理为服务，持续营造浓厚氛围积极鼓励和引导创业，培育壮大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民营企业集团和龙头企业。

四是努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核心，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东北地区与欧美国家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尤其是中德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老工业基地交流合作机制，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已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中央已经明确要推进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同时提出要研究在东北地区符合条件的地方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这些重大举措的落实，可以相信，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必将提升到新的水平。在对内开放领域，一方面要以京津冀为重点，在广泛领域开展区域间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强东北内部的合作，完善东北四省区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机制，探索部门与地方协同推进合作的有效渠道。